一说到中国真正该防着谁，很多人张口就是美日韩。 可有个国家笑脸和刀子换得飞快，它到底是谁？ 答案是德国。 嘴上喊合作，手里搞“去风险”，它这脸到底怎么变的？ 还得先看看它自家那摊子事。 2026年10月30日下午，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几乎同一时间，总理默茨却飞去了新加坡，然后东京，然后首尔，身后跟着大约三十名德国企业高管。 他嘴上说与中国脱钩是个大错，但德国必须减少供应链上的单一依赖。 德国这么拧巴，病根其实就在它自己身上。 德国联邦审计署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德国国家氢能战略的落实进展远未达到预期目标，相关产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程度却在不断加深。 报告认为，这一趋势将来很可能演变为联邦财政的长期负担，氢能发展前景令人担忧。 客观地说，以德国目前的状况，暂且不论发展氢能会不会给联邦政府造成负担，真正的问题在于：德国本土还剩下多少制造业？ 大量产业早已迁往海外，例如江苏苏州。 那么，德国为何会把目光投向氢能这一领域，又是如何推进的？ 2020年，德国推出了第一版国家氢能战略，宣布筹集90亿欧元，用于促进氢能的生产与应用。 2023年，德国又发布了新版国家氢能战略，计划到2030年把电解制氢能力从5吉瓦提高到至少10吉瓦，以巩固德国在氢能领域的所谓“领先地位”。 德国人素以严谨著称，搭建了一整套行政机构和政策体系为氢能发展保驾护航，结果又如何呢？ 据德国媒体报道，目前德国的电解制氢产能仅完成既定目标的约1.6%，正在建设中的产能也只有约200兆瓦，而且越来越多的氢能项目被暂停甚至取消。 德国国家氢能理事会代理主席菲利克斯·马特斯表示，理事会认为德国到2030年无法实现原定的氢能发展目标。 相关报道直言，德国氢能战略陷入困境完全是咎由自取。 氢能作为一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能源载体，必须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同时还要有工业用户。 至于工业用户，德国也并非没有。 工业集团蒂森克虏伯就曾表示，到2050年将在德国只使用以氢能生产的、气候中性的环保钢材。 蒂森克虏伯首席财务官克劳斯·凯斯伯格也表示，氢能是推动工业面向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 2005年，蒂森克虏伯在北京成立蒂森克虏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标志着该集团决定长期扎根中国市场。 这么一看，蒂森克虏伯的表态其实相当严谨， 它 承诺的是到2050年才在德国实现只使用氢能生产钢材的目标，时间节点设定得十分遥远。 首先，到2050年，蒂森克虏伯在德国是否还保留产业尚未可知，其重心或许早已转向中国；到2050年，德国是否真正建立起氢能产业也难以确定；最后，到2050年，现在的德国联邦政府格局是否依旧，同样要打一个问号。 归根结底，2050年实在太过遥远。 问题随之而来：德国发展氢气的用途之一是发电，而德国认可的绿氢又必须依靠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取。 这意味着，德国需要先用电来制取氢气，再把氢气送入燃气发电机组发电，这就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 绕了一大圈之后，电究竟从何而来仍然没有答案。 这一方案，正是由氢能国务秘书委员会、国家氢能理事会、氢能发展指挥部，以及各州设立的氢能相关部门共同谋划出来的。 就连理事会代理主席本人也承认，绿氢的成本实在太高，远远超出德国当初的预期，绿色产业的高成本让整条产业链陷入了恶性循环。 高昂的成本使绿氢对大型工业用户几乎没有吸引力，需求端的迟疑又让潜在生产商望而却步。 在缺乏足够订单保障的情况下，能源企业不敢贸然投资建厂，产能不足进一步推高成本，价格居高不下，需求再次萎缩，市场由此陷入循环往复的僵局，可谓两头落空。 更关键的是，德国已经没有多少大型工业用户了。 此前全球照明巨头欧司朗的员工和工会在慕尼黑公司总部集会，抗议工厂关闭和裁员。 参与抗议的员工表示，管理层一直明确告诉他们产品正在走向衰落，因此公司必须迁往中国。 这些员工称，他们只关心能否保住在德国的工作岗位，而且他们发现，不仅是欧司朗，还有许多德国公司直接迁往了中国。 参与抗议的工会成员也表示，他们对德国联邦政府和企业管理层都抱有期望，德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解决工厂向中国转移的问题。 那么德国方面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此前，德国总理默茨召集政府、企业、工会以及多个联邦州的高级代表召开钢铁产业峰会，主要讨论作为德国工业核心之一的钢铁产业所面临的困境与未来发展路径。 默茨在会上表示，德国钢铁业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默茨表示，德国准备在欧盟层面加强贸易保护政策，推动德国和欧洲本土市场优先使用德国产钢材。 为此，德国联邦政府还宣布建立每年两次的对华依赖评估机制，并计划在联邦议院内成立委员会，审查涉及重要安全利益的德中经济关系。 据介绍，该委员会由19名成员组成，负责审查德国在能源和原材料进口等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同时调查中国投资者在德国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现有投资和潜在投资，并